重複自殺個案家屬工作—辯證行為治療技巧之親友團體


文/自殺防治中心臨床心理師陳淑欽

「我幾乎隨時都在擔心孩子是不是又傷害自己了,也不知道到底怎麼做才可能讓狀況改善,自己甚至有時候在想,如果我死了,是不是就不用看孩子這樣受折磨……」這是不只一位父母親的心聲,這些家庭中孩子有重複自殺自傷的問題,親人也感到痛苦。
歐美已經普遍地使用辯證行為治療治療重複自傷自殺個案的治療,而馬偕紀念醫院是台灣第1個從美國西雅圖取經並推動的團隊;DBT發展於非常個人主義文化的美國,並不強調家屬工作,然而台灣為集體主義文化,個體和家庭以及環境之間的互動及影響更強烈,如何可以幫助這些關係的互動往減低自殺行為的方向邁進,而不是成為一個糾結的網,讓一個人的負面情緒牽絆另一個人走進低谷呢?
筆者在2010年至西雅圖受訓半年時,很幸運地觀察了當地的家屬技巧訓練團體。又聽到在強調家庭的義大利,DBT工作幾乎無法不加入家庭的元素,查閱相關的文獻,發現基於DBT的生理社會模式(bio-social model),認為個人的情緒與環境是互相構成影響的,有學者針對重複自殺個案親友以團體的方式教導DBT技巧,結果發現對個案親友的情緒有幫助,親友對於關係衝突性的解讀也比較少。DBT技巧訓練團體似乎是一個可行的方式。
2014年我們開始辦理自費的DBT親友團體,協助個案親友應用技巧,例如:把焦點從個案的身上,轉回到自我覺察:在個案情緒或行為失控時,我們個人的情緒是什麼?我如何解讀我的情緒或者對方的行為?這些解讀是事實還是我的想法?這個情緒驅使而發生的行動是什麼?這個行動後來帶出的結果是什麼?
雖然這個團體還沒有相關的研究來標示效果,但不少參與的成員表示自己比較不會隨著個案的情緒而起伏,比較少焦慮和憂鬱,照顧個案的負荷感受降低,生活滿意度提高,有位母親表示,自從孩子生病以來,自己好久沒有像這陣子可以輕鬆地坐在河堤旁邊吹著風享受陽光……;也有成員發現原來自己的行為改變,也會影響個案的行為,例如,另一位母親發現當自己減少對孩子頻繁地耳提面命時,孩子的自傷行為也減少了。◎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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